隐性价值在会议中的作用

会议这种群体面对面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肯定与人们的社会需求有关，这些需求包括组织者的需求、参与者机构与个人的需求以及会议在落地过程中激发出来的举办地需求，等等。这些需求是直接而强大的，因而需要以显性的方式来加以满足。会议的显性价值比较直接，因而也相对容易测量。比如，组织一个会议的效果如何，可以通过一些关键指标的变化来测定，这些指标可以与参会者数量及质量、嘉宾情况、参会者体验效果、签约数、论文数等有关；参加一个会议的效果，可以包括认识了几个人、谈了几个客户、解决了几个问题、考察了几个地方、带回来了多少资料等。从体验角度讲，自己感觉爽不爽，也是评判参会效果的一种重要方式；目的地引进了一个会议，效果如何，同样有自己的标准——带动重点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形象、拉动区域消费，甚至还会包括主要领导人比较个人的诉求等。

除了以上的那些显而易见的价值之外，会议还会具有一些没有被标注出来的价值，即隐性价值。所谓隐性价值，就是实际上存在可又很难直接写明的那部分价值。会议的隐性价值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社会地位与等级划分的。

人类属于社会性动物，而社会性动物是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的，这种等级划分可以是多角度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管理性的、专业性的，有时候甚至就是特定群体根据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甚至个头高低等因素而约定的。总之，人是一定要被分成不同等级、扮演不同角色的，否则人群之间的协作就无法顺利完成。这种不同的等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地位。对于更高级别社会地位的追求，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最持续、最强烈的诉求之一。否则，马斯洛也不会将“寻求尊重”、“追求自我实现”放到人类需求的那两个最高的层次上。

规定或者划分人类等级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文件规定、领导宣布、推选、自荐、考试等，可要把这种等级呈现出来就只有通过会议、活动等面对面的方式。实践表明，会议、活动等群体面对面的方式，是宣示并体现社会地位、社会等级的最佳场景。

如果说社会协作的需要是会议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那么人们对于更高社会地位的追求则让会议更有吸引力、更富效率、更加色彩斑斓。想想看，你参加过的会议，尤其是那些层次较高的，凡是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包括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嘉宾、演讲人、分享者等，大多都是该领域社会地位较高者。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是骡子是马，在该行业、该领域、该机构、该地区、该群体最高层次的会议上牵出来遛一遛，马上就能见分晓。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议，就是一种排座次的工具，它一方面会确认人们现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会激励更多的人为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不断努力。

不仅人有社会地位高低之分，国家、城市、机构、社会群体也有。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们也是由人来管理和运作的，人的社会诉求也一定会在其中体现出来。而且，人的这种对于更高社会地位的追求还会与国家、城市、机构、社会群体的目标叠加在一起，从而让这种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这种由个人与其所在机构叠加起来的在群体互动中彰显出来的力量，通常被称为“话语权”。人只是这种“话语权”的“代言人”，其背后的支撑力是该国家、城市、机构或社会群体的实力。实力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话语权”也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人们对于“话语权”的追求还会体现在，如果现存的会议平台不能满足这种与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需求，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再“造”一个会议平台甚至一个组织机构，直到这种新的“话语权”成果彻底体现出来。一个典型的会议（平台）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组织者、参与者各方实力较量的历史。

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概念并不矛盾。会议中讲求的“平等”，主要是指对于会议参与者的基本尊重，给参与者平等交流的机会，让参与者获得更好的会议体验。所有人都知道，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相对的等级划分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当然也是会议成功举行并让参与者获得会议价值的有效方式。

做会议和活动，真的不是很容易，你既要把摆在桌面上的事情做好，完成一些硬性指标，还要把人们不太容易说出口而又一直惦记着的东西记在心里，并巧妙地落实在行动上。所以说，会议既是一门科学，需要量化指标，建立可重复的操作模式，又是一门艺术，因为很多东西需要操作者凭借自己的智慧，来拿捏合适的分寸。